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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调查以后，申诉专员撰写并向政府提交了调查报告和处理上述问题的建议。

如果违宪问题是以附带审查方式提出，此时就需要注意判决追溯力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撤销判决的废止效力仅限定于特定案件、特定事实，因此，需要进一步把审查抽象规范合法性的权力授予给特定审查机构，并赋予该机构的判决以消极废止效力，也即从判决生效之日起抽象规范不能再适用于具体案例。

张千帆教授及其学生近年来关注东欧、拉美等地区的转型宪政，代表成果如王卫明：《东欧国家违宪审查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28]实际上，通过保障宪法法院法官来源的民主性、地位的独立性，可以使宪法法院成为宪法之下独立于立法机构、司法机构、行政机构的国家权力机关，依据宪法的合宪性审查也就具有更高的权威性。一战结束后，战胜国英国、法国等向战败国输出了自己的民主政治体系，德国、奥地利等相继建立起议会民主制，但在凯尔森看来，这些国家并没有发展出与之相适应的成熟宪政理论。[3]本文不欲探究违宪审查欧洲模式的具体问题，而是回溯历史，分析欧洲违宪审查之父—凯尔森的宪法司法保障理论。美国违宪审查虽然诉诸宪法的高级法理念，但没有创设专门审查机构。

根据凯尔森的描述，这种分享关系根据事项的不同可具体化为四种类型：联邦享有专属立法权和专属行政权。特别是随着附带性审查模式的广泛应用，普通法院提出法律规范违宪问题和宪法法院审查法律违宪问题的结合使得合宪性控制具有混合性，也即综合了美国模式和奥地利模式的特征，这更有利于保障宪法原则的至上性、宪法文本的尊严性。谁也不能否定国家应当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普世价值与理念。

因此，宪法的目的旨在保障基本权利自始就为制宪者所认同。然而，中国宪法序言中所规定的宪法实施的义务主体仅仅是义务主体而已，却不能成为责任主体，因而宪法序言的规定并不能使上述宪法义务主体成为宪法实施的力量。全国人大常务会依照宪法定期举行常务会议，并行使职权。再譬如，农民工随迁子女高考受限的户籍性规定以及法院法官作为劳动者常态化的加班加点的做法皆涉及对宪法第 43 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的规定以及宪法第 46 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和第 33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的侵犯，而这种宪法权利的诉讼在中国人民法院是不可能受理的，只因为它们是宪法上的诉讼，而非法律上的普通诉讼。

第一，在国家层面推行宪法价值认同共识的教育。国家机构按照宪法规定建立，其职权也依照宪法规定运行，譬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按照宪法规定每年举行一次，并依照宪法行使其职权。

二、基本权利规范的实施是宪法实施的本质与目的( 一) 基本权利规范实施是宪法目的所在一部宪法无非涵盖两大部分规范内容，即一部分是权力规范，而另一部分是人权规范———基本权利规范。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在独立行使审判权过程中，其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就体现在宪法的适用上，应将宪法作为法律发现之最终法源看待，把宪法的原则与规范适用于审判实践活动之中。崇高的人权只有通过一项项司法审查案，才能化为实实在在的权利制度。［1］259该观点又被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宪法学》所采纳。

凡只表达法律含义的，一般都没有与宪法并列，纯粹在法律的狭义上使用。不过，从没有实施的现实来分析，制度本身的问题或许是根本性的。无论何时，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毁坏这一目的，人民就有改变或废除这种政府的权利，同时组建新的政府。……只有宪法而没有具体法律，宪法的各项规定就很难得到贯彻。

没有责任承担的义务，就缺乏义务的法定效力，从而不能称其为义务。因为第一次法律概念是广义的，已经涵盖了宪法，那么第二次就没有必要将宪法与法律并列。

摘 要： 宪法实施，到底实施什么？ 首先，法律实施不意味着宪法实施。1789 年法国《人权宣言》第 16 条就将权利无保障的社会视为没有宪法的社会。

因为制宪者明白授予的权力与保留的权利是同一硬币的两面，宪法对某些特定权利的列举规定既不得作减少对人民保留的其他权利的重要性的解释，也不得作扩大宪法授予政府权力的解释。然而，当 9 月 17 日制宪会议结束之日和宪法签署之时，虽然几乎所有出席制宪会议的代表都在宪法文本上签了字，但弗吉尼亚州的梅森与格里拒绝在文件上签字，其中主要原因就在于宪法草案没有包括权利法案。而制宪者的信仰是人民保留权利以对抗联邦政府。宪法序言的表述表达了两种意义： 一种是宪法实施的主体，另一种是保证宪法实施的义务主体。宪法实施是法律实施的顶层设计，法律实施的重心应当首先是宪法实施，宪法实施得怎样直接决定着法律实施的质量与程度。最典型的例子来自第33 条，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外还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因为人权保障的诉求主要是少数或个体公民提出的，但少数或个体人权诉求的合理保障与实现则是普遍人的权利实现的前提。由此可见，第 126 条关于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之规定，则排除了依照宪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宪法规范的对象主要是国家或政府的抽象行为，《物权法》规范的对象则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同时，原初宪法的制宪者选择反对这样列举的权利是因为权利遗漏的危险。

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各级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检察权，以监督法律的正确实施，从而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的实现。其次，国家机构规范的实施也不意味着宪法实施。

具体的法律也可能将宪法中的基本权利规范予以实施保护，譬如《物权法》之目的在于保护权利人的物权，即依法保护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 《物权法》第 2 条) ，这实际上是对宪法第 13 条关于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的具体化，因而《物权法》的实施在某种间接意义上可以说使宪法第 13 条的规定得到了实施。然而，在中国，宪法实施到底是实施什么，还是一个需要在学理上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下面，笔者拟就该问题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学界。第 99 条规定：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其次，宪法的非可诉性在学界与司法界还有市场。

只有每个人的自由权利都得到了保障，其他一切人的自由权利才能得到发展，否则，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就是一句空话。而全国人大则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

无论马克思关于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的命题，还是列宁关于宪法是写着保障人民权利的一张纸的表达，都表明宪法的目的在于保障基本权利。目前的宪法审查制度设计注重的是对法律外的规范性文件的审查，而忽视了对法律的审查。

四、宪法实施与后三十年宪法发展1982 年宪法颁行三十年了，无论实施得怎样，都已成为历史。宪法实施中的最终问题将会归结于对宪法价值的认同问题。

( 二) 宪法实施能否进入司法适用从宪法文本自身的规定分析，宪法实施能否进入司法适用是一个相互矛盾的命题。该教材认为： 法律实施是宪法实施的重要环节，就国家机关而言，立法机关依据宪法制定法律，将宪法原则和规定予以具体化，行政机关依据法律作出行政行为，司法机关依据法律作出裁判，如果其行为违反了法律，可以通过法律机制予以纠正并追究法律责任，使之严格依法行使职权。世界多数国家不是选择了美国的普通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的模式，就是选择了奥地利和德国的宪法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的模式。因为他们的基本权利最容易受到无视和蔑视，只有他们的基本权利得到了切实的立法和司法保护，基本权利的实施才具有真正的意义。

当今社会，还没有哪一种价值或信仰像宪法价值一样获得最大多数民众的认同，因此，宪法价值是凝聚社会共识、民众认同的最可能的载体。天赋的权利入宪不是最终目的，更不表明权利保障手段的终结，而只是人权保障的开始。

宪法实施之本质与目的何在？ 宪法实施到底实施什么？ 在笔者看来，宪法实施最终实施的是人权规范即基本权利规范，也就是说基本权利规范实施是宪法目的之所在。既然监督宪法的实施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那么从有权必有责的权责相一致原则分析，宪法只赋权而无相应宪法责任的规定。

所以，当制宪者选择赋予国家政府只有具体的列举式权力时就已经意识到该事实。其二，它们自身既是实施宪法的义务主体，又同时作为监督宪法的实施的主体，一旦它们自己违背宪法实施的义务，又怎样实施监督呢？ 自己做自己的法官，这不符合现代法治原则。